在“巴特勒诉勒布夫案”（2016 Cal. App. LEXIS 480）中，法院意见书开篇那几句不祥的措辞，预示着这将是一个典型案例，展示了一名不择手段的遗产规划律师如何影响和操纵年迈体弱的委托人。
“一位恪守职业道德的遗产规划律师会为客户着想，而非为自己谋利。律师执业资格绝非利用年迈且精神失常的客户的许可证。”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令人不安，对上诉人的主张构成致命打击，并暗示其存在刑事责任。”
约翰·帕顿（John Patton）是一位成功的室内设计师，因长期饱受抑郁症、酗酒、糖尿病、高血压和肝炎的折磨，最终在圣巴巴拉去世，享年73岁。他的私人助理、管家和邻居们表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情绪失控”，出现大小便失禁，有时像狗一样嚎叫，而且醉酒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还要多。随着帕顿健康状况的恶化，他的律师约翰·勒布夫（John LeBouef）经常前去探望。 2010年，帕顿曾告诉他的私人助理，由于勒布夫“挪用他的钱”，他已无法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
2011年，勒布夫及其长期生活伴侣兼商业伙伴马克·克拉耶夫斯基在帕顿位于圣巴巴拉的家中发现了帕顿的尸体。 关于勒布夫拨打911报警电话的情况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克拉耶夫斯基作证称，他们驾驶帕顿的宝马车前往其住所，于下午抵达；而邻居们则作证称，勒布夫和克拉耶夫斯基是早上8点30分驾驶一辆福特远征者抵达的。 一审法院认定这一矛盾以及勒布夫证词中的其他内容“不诚实”，从而引发怀疑：勒布夫在拨打911之前已在屋内逗留数小时，有充足的时间找到并篡改帕顿的信托文件和遗嘱。
帕顿在1994年和2000年制定的遗产计划中，将他价值500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了侄女们和一位老朋友。2006年，据称他修改了计划，指定勒布夫为主要受益人。不出所料，帕顿的侄女们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宣告帕顿2006年的遗嘱和信托无效，并指控勒布夫起草这些文件是为了谋取私利。
勒布夫声称，他无法找到信托文件原件，因为就在原定进行证人询问和信托文件法医鉴定前的几天，他的家遭到了入室盗窃。警方怀疑这起盗窃是伪造的：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勒布夫的笔记本电脑和装有信托文件的盒子都在被盗物品之列，但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和手表却被留在了现场。 一审法院认定“信托文件的丢失系故意所为”，导致法院无法确定信托的真实条款。勒布夫还声称，该遗产规划是由一名身份不明的“幽灵作者”起草的，该作者在准备文件时未留下任何通信记录、工作成果或服务费账单。
在长达三年的诉讼以及为期五周、传唤了三十五名以上证人的庭审中，这些侄女们证明，这并非勒布夫第一次结交长者并篡改其遗产计划，以此来中饱私囊并为其同伙网络谋利。
通常情况下，“先前不良行为”的证据是不被采纳的；但在本案中，法院采纳了两起与帕顿案类似的先前事件的证据。 1999年，勒布夫为沃尔特·皮克起草了一份遗嘱，将250万美元留给了皮克的护理员艾琳·格兰特。皮克去世后，勒布夫与年长他20岁的格兰特女士结了婚。勒布夫负责管理她的财务，并为她起草了一份信托文件，将她的大部分遗产留给了自己，而此前在格兰特与勒布夫结婚前，她的侄女们本是这些遗产的受益人。
第二起案件涉及一位年迈的寡妇奥黛丽·库克（Audrey Cook），勒布夫（LeBouef）曾为她起草了四份信托修正案，其中最后一份将她的大部分遗产留给了马克·克拉耶夫斯基（Mark Krajewski），并指定唐纳德·普勒（Donald Pooler，勒布夫的朋友、克拉耶夫斯基的前邻居，以及帕顿信托的受益人）为继任受托人。当库克女士90岁去世时，普勒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她的房子，并将所得款项分配给了克拉耶夫斯基。 在随后的诉讼中，库克的会计师作证称，库克女士并不认识克拉耶夫斯基，绝不会将100万美元赠予一个陌生人。一名法证文件鉴定专家在帕顿案的庭审中作证称，她几乎可以肯定，帕顿信托和库克信托均出自同一个“实体”之手。
庭审结束时，法院认定：勒布夫起草了帕顿信托；赠与勒布夫的财产转移存在篡改行为；勒布夫导致了原始信托文件的遗失；以及2006年指定勒布夫为主要受益人的修订条款无效。 勒布夫被解除受托人职务，并被勒令归还帕顿信托的所有资产，同时支付逾120万美元的律师费。
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将判决书送达加州律师协会和圣巴巴拉县地方检察官。截至目前，约翰·弗雷德里克·勒布夫律师仍是加州律师协会的在册会员，且无任何公开的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记录。
